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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 異族相望 -- 漫談中國的種族主義(程映虹)        編號 /  18
發佈者 /  康來昌推薦       發佈時間 /  Mon Oct 25 10:43:4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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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族相望
80年代的校園反黑人運動─漫談中國的種族主義(程映虹)


康來昌說明:基督徒務要對付民族主義。

種族主義研究在兩岸均被拒絕
  我在上期《動向》發表了一篇談中國種族主義的文章後,收到了一些反映,覺得 有必要把這個問題再稍微深入地談一下。在漢民族為主導的民族國家的框架內,種族主義主要反映在從漢族的立場出發看漢與非漢、中國人與外國人的關係。這裡主 要談第二種關係,又以西方對中國一九八八年南京學生反黑人事件的研究為例。

  如果有人問「談中國的問題,為什麼要以西方的研究為例?」我的回答是因為中 國人不承認自己有種族主義,中國政府從不允許研究這一類的事件,從不公佈有關材料,中國學術界更迴避這個課題,只有西方人在研究,僅有的公開材料也是他們 在搜集。但是種族主義研究在中國的被拒絕,不能只歸於當代的政治原因,它和另外一些敏感課題不一樣(例如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例如台灣也不研究這個 問題,台灣一些學者還對西方人的研究很不高興,強調它背後的政治目的是把種族主義的帽子從西方人那裡轉戴到中國頭上。但根據一位在台海兩岸都生活並做過調 查的黑人學者,台灣社會針對黑人的種族主義甚至比大陸更厲害。

  我想,正是因為種族主義思維和心態深深紮根在台海兩岸的中國民族主義和中國 意識之中,或者說,中國的種族主義觀念實際上是民族主義和中國情結的一部分,所以它在中國難以被正視和討論。這樣一種普遍而根深蒂固的東西,本國人一方面 習以為常,另一方面在潛意識中又知道它是錯的,所以拒絕承認,迴避討論,而西方人不但非常敏感,而且堅持要討論。這裡的西方人不僅是歐美白人,更有黑人, 他們不但對在歐美中心論和殖民主義影響下發展起來的種族主義非常熟悉,而且對各個文化自身的種族主義也很敏感。

  文章中的材料和所提到的西方學者的觀點出自英國The China Quarterly的三篇文章,美國Comparative Politics的一篇文章,美國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一篇文章,都發表於一九九四年。此外是美國黑人學者約翰森(M. Dujon Johnson)二○○七年出版的Race and Racism in the Chinas一書。因篇幅所限不再說明出處。

八十年代兩個並行的抗議運動

  八十年代是中國民間政治非常活躍的時期,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學生以校園為依託 提出民主訴求,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但與此同時,學生在校園內的政治行動還有一條雖然要弱得多,但卻同樣貫穿始終並在八十年代末達到高潮的線索, 這就是很多校園內中國學生和非洲留學生的衝突,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南京發生的事件最為激烈。但在中國人心中,至今只有民主運動才算是一回事,那個反黑人的 運動似乎根本不是一回事,從沒有任何人提及。這種對比是非常奇怪而意味深長的。

  中國接受並資助非洲留學生始於一九六一年,當時都在北京。但一九六二年三月 就發生了非洲留學生集體靜坐絕食事件,起因是一名坦桑尼亞學生因買煙和售貨員發生糾紛並被打,後來多數學生學習未完就提前回國。中國再次大規模接受非洲留 學生是在七十年代初。第一次大規模中非學生衝突發生於一九七九年上海的華東紡織大學,迫使多個非洲國家外交官前往上海,北京的非洲留學生也示威抗議。中國 方面由方毅副總理出面解決。一九八六年天津發生大規模學生反黑人示威和衝突,接下來就是一九八八年的南京事件。在此期間有很多小規模的衝突,有的是中國學 生發起的,有的是黑人學生發起的。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的南京事件是最有影響的,捲入了數千名學生,打出了「打倒黑鬼」和「黑鬼滾回去」的口號。除了這些有照 片為證的種族主義口號,西方學者根據他們當時和中國學生的接觸,還提供了對黑人更為不堪的辱罵言論。在南京事件中,中國學生和非洲學生發生集體毆鬥,南京 政府不得不把非洲學生集體保護起來,一度轉移到離南京不遠的儀征。

  這些事件,從發生的具體原因上看,非洲學生固然都有責任,但中國學生情緒之 強烈和口號之激烈不能不讓人想到在那些引起衝突的具體原因背後有更深刻的社會和政治背景。紐約時報當時發表的一篇南京事件中中國學生的聲明(當然不可能見 諸中國報端,所以看不到中文版)說:我們正在邁向一個更廣闊和文明的世界,但這並非是說我們將用自己奮鬥的果實去餵養不文明的非洲,讓黑人在我們的校園裡 晃悠並引誘我們中國姑娘,把他們在熱帶森林中養成的習慣影響我們的學習,濫用我們的好客和寬容……如果這些非洲學生不糾正自己,那麼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嚴厲 的有關「友誼」的教訓。這些教訓來自美國人的經驗,他們知道怎樣對付他們社會中的黑人。

兩個運動之間的關聯

  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學生反黑人事件和爭民主運動的並行不是偶然的,兩者之間 有一定關聯。學生種族主義言論的背後是對政府長期對非洲援助政策和對非洲留學生資助政策的不滿,在這種不滿的背後,又是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對現代化和中國 在世界秩序中的理解。長期以來中國的世界觀就是西方高高在上,中國要生存和趕超,但在中國之下還有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這個世界觀建立在社會達爾文主義 之上,它把第三世界完全看成是生存競爭的失敗者,是中國的反面教員。而我們過去一般只意識到這個秩序中的中西關係,常常忽視下一層關係。所謂現代化就是向 西方靠攏,遠離第三世界。這個以民族主義為表、種族主義為裡的世界觀是大陸和台灣──甚至整個海外華人世界──所共享的。毛澤東時代為了利用第三世界,強 調所謂世界革命和友誼,不顧本國困難大量援助非洲。而到了八十年代,隨著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中日益強烈的親西方傾向,政府對非洲的援助不但被看成是浪費現 代化的資源,而且是背離了世界文明。這種有違世界潮流的政策正是民主運動要改變的。

  其次,更現實的原因可能是中國學生對來自落後的非洲的學生領取中國助學金, 兩人一間宿舍,有錢「打的」「泡妞」深為不滿。但在另一方面,對於來自西方國家的學生享受相同甚至更好的待遇,卻很少有中國學生髮牢騷,他們認為這些人在 他們本國的生活條件就很高。這不但表明了中國人心中的那個世界等級次序,而且和當時知識分子和學生中普遍存在的待遇問題有聯繫。八十年代末公認的一大問題 就是改革十年後,知識分子和將要成為知識分子的大學生整個群體作為社會精英,待遇遠遠沒有得到相應的改善。所以,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爭取民主和現代化,是 和他們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物資要求相關的。這樣來理解民主運動和反黑人事件在八十年代的並行,中國學生激烈的種族主義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對政府和社會 問題不滿的發泄。

  西方學者的這種分析提醒了八十年代學生反黑人運動在理解那段歷史中的重要 性,把種族主義放在社會問題的背景下觀察,值得我們重視。確實,脫離任何特定社會背景的抽象的種族主義是很難找到的。中國當時民主運動和反黑人運動的並行 (兩個運動的參加者和組織者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或許正說明中國人當時民主訴求的一個歷史局限。

  需要補充的是,毛澤東時代所謂和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的友誼,不但沒有改變中 國社會在近代史上對非洲的偏見,甚至可以說是加深了這種偏見。因為對於一般中國人來說,「世界革命」云云,畢竟遙遠,何況中國自己後來也放棄了這個目標, 而非洲人作為中國援助的接受者的形象卻是牢固而深刻的。提到非洲,總是「援非」。換句話說,正是中國的援助把非洲的形象進一步負面化,在中國人心中定格 了。但非洲人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的貢獻,尤其是一九七一年幫助大陸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很淡漠的。這也很自然,不要說一般的中國人,就 算是那些瞭解這個歷史的知識分子和學生,聯合國的席位在日常生活中又怎能和當時的低工資相比?但非洲人自己對這個貢獻當然不會淡漠,在中國的非洲人抗議對 他們的歧視時,會打出「一九七一年聯合國還記得嗎?」的標語(見照片,中文的表達無疑有問題)。這樣,中國人認為自己是非洲的「施主」,而非洲人卻認為自 己不欠中國的,這種對相互關係的完全不同的理解,加深了現實衝突的強度。

不自覺的種族主義

  從一九六二年非洲學生第一次在中國被打開始,非洲人就指責中國人種族歧視, 警察濫用暴力。一九八八年南京事件發生後,中國幾乎受到整個非洲國家集團的抗議,不但如此,它們還向聯合國呼籲,要求重視非洲人在中國的人權。非洲的這種 反應使得中國人非常震驚:為學生衝突如此大驚小怪,二十多年的中非友誼到哪裡去了?很多中國人可能認為非洲學生接受中國獎學金,在中國過著比一般學生優裕 得多的生活,還受到政府的保護,種族歧視從何談起?對於這種認知差異,非洲人一定程度誇大事實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經過反殖民主義鬥爭和反種族主義教 育的非洲人對於「人權」可能確實比中國人要敏感。另一個原因是站在黑人的角度,把他們在中國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和他們在歐美這些在種族問題上處處講「政治正 確」的社會中的待遇相比,他們覺得在中國受到了歧視。這種歧視恰恰和經濟問題關係不大。在歐美國家,一個黑人雖然窮,但對自己的權利瞭解得很清楚,警察和 各種機構就怕他告種族歧視。但在中國,黑人學生雖然富(當時),但卻生活在一個對自己充滿歧視的社會中,被一個處處保持距離和警惕的文化所包圍。

  這些西方學者還指出,中國人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是超越國界和文化的。只要是黑 人,無論來自非洲何處,無論來自非洲和歐美,對中國人來說沒有差別,都是智力低下,道德可疑。膚色決定了黑人在中國人心目中的位置。很多人知道歐美有黑 人,但把他們看成是麻煩製造者,總是和販毒暴力艾滋病聯繫在一起(關於艾滋病,過去中國人一直把它和黑人聯繫在一起,但後來發現,艾滋病在中國的大量傳播 一是因為輸血感染,二是因為吸毒,三是賣淫嫖娼,都是自己的原因)。這種世界範圍內的種族主義等級觀在中國根深蒂固。這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引用的那個事 例的來歷:在美國的中國民主人士不願意和黑人民權運動發生接觸,那怕這兩個運動有著天然聯繫。約翰森在他的書中用切身經歷說,在大陸和台灣,當招聘來自歐 美的英語教師時,雇主都明顯歧視或拒絕黑人,那怕應聘的黑人的母語是地道的英文。有的單位在廣告上就寫明要白人,最離奇的是在台灣,他還碰上從俄羅斯找來 的英語教師,只因為他是白人。這種對黑人的歧視影響到中國人的美感,加深了中國文化中傳統的以白為美的主流看法(所謂「一白遮百醜」)。在中國的商業廣告 上,只要是涉及形象和美的概念,出現的外國人多數是白人,大概只有體育除外。

  以上所說,主要是針對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情況。今天中國校園中的種族主 義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社會上對黑人的歧視也受到經濟發展和實用主義價值觀的削弱。

  但一個「強國」和「大國」的心態又給歷史上形成的那個置黑人和非洲於世界秩 序最底層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世界觀創造了新的條件。這就超出本文的範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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