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的神学，康来昌
一切异端都是把神弄小（神没那么伟大，他不全能，不预定等），把人变大（人没那么坏，不全然堕落，不必全靠神的权柄和恩典才能得救）。新观淡化救恩，说神不是要救人，神是要人相爱。在梅晨的时代，就有新观，虽然不是用这个词。那时就有人（与新观一样）主张，保罗不是在强调人得罪神，而在批评犹太人种族主义，自我中心。梅晨（J. Gresham Machen，1881-1937，通译 “梅钦” ）提醒这些人：种族主义，自我中心固然是罪，是大罪，但那不是保罗的重点，保罗的重点是指出，罪是人不信神。梅晨讲的很对，新观要帮犹太人，结果把犹太人说成罪魁祸首，说他们的种族主义不对。传统的说法是人人有罪，新观说犹太人有罪。新观不但没帮犹太人，反成了犹太人的定罪者。
20世纪中叶，新约研究是布特曼（Rudolf Bultmann）的天下，他是大新派，主张新约充满了近东神话，要正确的了解新约，必须把新约中的神话消除；二次大战后，新约学者对犹太人有歉意，处处要强调犹太人的正面贡献，就一反布特曼的讲法，主张新约不是充满近东神话，而是充满犹太教色彩，而犹太教的色彩要肯定而非去除。我没有学问资格说这两种说法的优劣，但他们有一共同点，就是不从「圣经是神默示」的来了解圣经，他们只讲，圣经受哪些历史文化的影响。这有一定的价值，却也有基本的错误，就是只能把圣经当作一本人的书，看不到圣经从神而来的永恒普世的价值及意义，只能天天追「最新的学术潮流」，天天丢「刚过的流行」，战后丢布特曼，现在，已经有人要丢新观了（有人提倡「后保罗新观」）。从政局来看，从世人越来越同情巴勒斯坦人来看，学术界未来会流行「巴勒斯坦文化对圣经新旧约巨大而被忽略的影响」、「论迦南宗教和巴力崇拜对旧约的贡献」。
下段文字摘自「什么是福音？」
“ 新观的代表是赖特（Tom Wright），他和他广大的跟随者有的有浓厚的改革宗色彩。改教运动的主力就是改革宗，怎么改革宗会生出反对改教运动的新观呢？
因为改革宗太强调「约」，而「约」，虽是很重要的圣经字眼，却容易让人往右偏而走律法主义的路，右偏的改革宗强调约和律法的密切相似（约几乎等於律法），他们重视「法的第三用」—法或律法指引圣徒的生活；他们强调文化使命；他们提倡「神治主义」（Theonomy），这都破坏了恩典的充分、因信称义的必要。或者，改革宗会往左偏而走普救主义的路，左偏的改革宗强调神恩在约中的至高 — 这当然很对，但当他们说神的恩典必然得胜 — 不管人怎么样，连人信不信都没关系，这就成了普救主义，路德也说神恩的至高和得胜，也说不论人的行为或肉体如何好都不能使他们称义，但他们要有信心来接受恩典，这就维护的恩典的完备，不给人夸口的机会，但也不致使坠入人「不必信，到头来都得救」的懒人想法。当然这些改革宗易犯的错，不是圣经的错，而是人的错。
这里，可以看到路德（不是路德宗）比改革宗高明的地方，他很少讲「约」，而更多讲「信」；圣经讲了不少约，但更多讲信。
老普林斯顿是那么优秀的改革宗，还是从约走上了错路。西敏神学院从梅晨、范泰尔那么稳健的神学家开始，没多久，也是从约的观念产生神治（Theonomy），诺曼·薛佛（Norman Shepherd）、彼得·恩斯（Peter Enns）的偏差。许多正统、传统的改革宗（也就是非左派、非新正统派的改革宗，也非右派、非神治主义派的改革宗）的朋友，总努力提醒我，正统改革宗的约的神学，绝不把神恩、神权打折扣，绝不是伯拉纠主义，这一点我知道也相信，但我还是觉得，约的观念，太容易导致「人和神共同协商、做事、合作」的倾向。约、约定、协约、条约，不论是婚约、租约、合同等，不都是两造、双方的事吗？加尔文及正统加尔文主义有深厚的敬虔和完整的神学，没犯这错，但赖特的新观就是从「约」走错的。
赖特同时犯了右派和左派改革宗的错。赖特有右派之错，因他像所有的律法主义者一样，忽略人对神要有信心，他把「耶稣的信」了解成「耶稣的信实」，而不是「人对耶稣的信」。他的神学伦理，只是「人要彼此相爱」的道德主义；他有左派之错，因他如此看重神对亚伯拉罕的约，以致他有「万民都（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在约里蒙福」的普救色彩。他认为，亚伯拉罕之约的重点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自由派史家哈纳克（Harnack，巴特的老师）的老观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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